毛泽东的人格风范：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

民族的独立、国家的强盛和百姓的幸福，是毛泽东毕生的理想与心愿。他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，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时时刻刻体现着其扎根民众、情系百姓的历史情缘，依靠群众、以人民为师的深邃智慧，立足苍生、鱼水情深的博大情怀，质朴无华、终生不变的百姓特质。

从出生到16岁前，毛泽东一直生活在韶山这个山沟里，从6岁起就开始做一些家务和农活。8岁开始读私塾时，他还要早晚放牛拾粪。特别是在14岁到15岁的大约两年时间里，他几乎天天跟家里的长工一起干活，所以犁、耙、栽、割等全套农活样样在行。他常常跟长工们进行比赛，抢重活干，由此逐渐形成了山区百姓那种吃苦耐劳、勤快朴实的农家本色。毛泽东的母亲经常帮助和接济身边有困难的人，遇到灾荒年月，还不时背着丈夫送米给逃荒的人。母亲这种淳朴善良、同情贫弱的言传身教，深深地影响着年少的毛泽东。

一个名叫李南华的农民曾在毛泽东家做短工，还租种了他家的两亩地。一年秋收后，父亲叫毛泽东去李家收租谷，但那年庄稼长得并不好，并且李家人多粮少。看到这种情况后，毛泽东什么也没说就转身回家，到谷仓里把谷子堆得高高的，像是又增加了不少谷子似的。父亲看到高高的谷堆，以为收回的租谷已堆回谷仓，便不再追问。毛泽东不仅将这件事瞒过父亲，甚至劝说父亲把那两亩地转给李南华。

1910年4月，发生了被毛泽东后来称为“影响了我一生”的事件——长沙饥民暴动。因为荒年粮价飞涨，有人全家投河自尽，饥民们去衙门请愿却遭到枪击。饥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，捣毁了外国洋行、轮船公司和税关。清政府遂派兵镇压，结果暴动惨遭失败，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，很多人被杀后头颅悬挂在长沙城的南门外示众。这件事使毛泽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饥民也同自己的家里人一样是无辜的百姓，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所以才起来造反。百姓们的这种悲惨境遇，在少年毛泽东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，毛泽东的百姓情怀主要体现在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，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上。1934年1月，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“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”的问题。他说：“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？那么，就得和群众在一起，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，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，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，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，盐的问题，米的问题，房子的问题，衣的问题，生小孩的问题，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。我们是这样做了么，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。”

虚心向普通群众请教，以人民为师，这是毛泽东百姓情怀的重要方面。在早年的私塾教育中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就对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，他逐步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依靠群众、以人民为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1920年，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发刊词中提出：“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，民众的联合的力量最大！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他提出：“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？是群众，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。” 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”

毛泽东在回顾自己从事社会调查的经验时曾说道：“这些干部、农民、秀才、狱吏、商人和钱粮师爷，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，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”。“没有满腔的热忱，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，没有求知的渴望，没有放下臭架子、甘当小学生的精神，是一定不能做，也一定做不好的。”

毛泽东的百姓情怀，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与身边工作人员、亲人、朋友的交往过程中。在延安时期，不管工作有多忙，每年春节毛泽东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给民众拜年。他借这个特殊时机和特殊形式，一来可以加深同群众的感情，进一步密切与百姓的关系；二来可以深入调查研究，直接倾听百姓的意见和呼声，了解民心民情。1941年春节的前一天，毛泽东一大早就到枣园乡政府向大家拜年。落座后，毛泽东说：“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，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。”他诚恳地说：“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，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，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，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，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？”于是，各位乡亲畅所欲言，讲述了自己对共产党政策的态度和意见。

1945年12月，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，毛泽东郑重地对他说：“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，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，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，到农村去，拜农民为师。在这个大学里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”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，当看见儿子手上磨出血泡时，毛泽东说：“农民手上有老茧，你手上却有血泡，说明你还没学好，等手上老茧厚了，才能说你在劳动大学毕业了。”这种上劳动大学和拜农民为师的做法，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依靠群众、以人民为师的百姓情怀。

毛泽东成为开国领袖后，家乡韶山的百姓莫不以此为荣，给他写信的人很多，而他也几乎每信必复，信中饱含热爱桑梓的赤子之情。仅1949至1965年，他给韶山的书信就多达百余封。毛泽东与亲友乡人通信，不仅仅是联络乡情，还有了解社情民意和百姓疾苦的作用。除通信外，受他邀请或经他同意来北京做客的韶山乡亲也有60余人次。每与乡亲相遇，他总是绵绵话旧，乐而忘倦。在此期间，就是再忙再累，他也不辞劳苦，亲自接待，临别时还要按照韶山的旧礼，给客人添置衣物，甚至拿钱接济困难的亲友。而这些开销都是从他的工资和稿酬中支付。

毛泽东的一生，是为人民福祉不懈探索、追求与奋斗的一生。他那博大深沉的百姓情怀，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“以民为本”的传统思想，更释放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灿烂光辉。毛泽东曾说：“我这个人听不得穷困百姓的哭声，看到他们流泪我就忍不住掉泪；他们有困难，我就看不下去，愿意帮助他们。”如果说他年少时的前述善举有些是出于同情的话，那到了革命时期，这种感情就演变为一种真挚的关爱。把群众视同亲人，想为他们做事，为他们服务，为他们奋斗。当然，这种感情是相互的，广大百姓也一样热爱着他，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。   （摘自《灯塔党建在线》 有删节）